理论类的翻译硕士哪个好看(译论--哪个英译本的文化传通效果更好呢？杨戴译本，还是霍克思译本？)

自翻译开始之时，文化就如影随形存在。文化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是与译者的翻译诗学，如，文与质，意义与神韵，互文与原创，流畅易懂与异国风情，相关的。在西方，翻译诗学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Venuti为代表的原语取向型；二是以Lefevere为代表的译语取向型。Venuti 指出以翻译为手段的当代诗学(modernist poetics)的实验，引进异质话语，冲击了透明流畅的英语主流诗学，但是仍然处于英语文化的边缘(Venuti 2004:176-7)，因此他明确批评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文化帝国主义。(ibid:16)

Lefevere则相反。在他看来，翻译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情景、象征的全部清单，二是系统中文学的角色是什么。诗学一旦形成并“法典化”(codified)，后续翻译文学若要进入接受语系统，就必须遵从这些法典。(Lefevere 1992:26) “当基于语言的考虑与基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考虑冲突时，后者总会胜出。”(ibid:39) 因此，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可识别的改写”。(ibid:9)

《红楼梦》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对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霍克思译本文化策略的研究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兴趣所在。郭建中（1998）曾指出杨译《红楼梦》用的是异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霍译用的是归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满足英美读者的猎奇和消遣。此后，坊间有多不胜数的文章重复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通读《红楼梦》杨、霍译本，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1、像《红楼梦》这样一部恢弘的著作，只选用几个例子来判断译文的文化取向是否准确？2、由于时空相隔，《红楼梦》中的文化因素如果只是比附字面翻译而不增释，是否能够阐释清楚，忠实度是否会打折扣？3、能否用定量的方法来计算原文和译文的文化相似度？4、杨、霍处理文化因素的诗学理念是什么？5、英语母语读者如何评价杨、霍译本的诗学特征？这些构成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1.1 三种描写模式(model)

本研究采用描写范式(paradigm)。第一步是文化描写。首先，在邢福义（2000: 109）文化三分法，和刘宓庆（1999:40）文化五分法基础上，我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语言文化四个层次。然后仔细比较原文和杨、霍译文前80回，将其中典型的、代表性的文化项目抽出，去除重复项，建成6.6万字的“《红楼梦》文化翻译语料库”，含636个例子。语料分析表明表层物质文化包括器物、食品、服饰、建筑；中层制度文化包括官规、民俗、称呼语；深层心理文化包括包括宗教、性、情感、认知；语言文化包括典故、双关、汉字音形义、语篇与叙事，共计15个小类。每个小类的样本数在30-71之间（“性”一项只能找到26个），平均42个例子。中文以戚序本为底本；在遇到两个译文有较大差异的时候，我们会查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双语对照版The Story of the Stone。之后计算两个译本在各个小类以及整体的文化折射率。

第二步是三种描写模式的应用。1）描写-因果解释。通过探讨杨、霍的诗学理念，解释他们文化翻译差异的原因。2）描写-价值判断。通过调查英语读者，了解他们对杨、霍翻译的接受程度，判断两译本诗学的贡献与不足。3）描写-理论建构。基于上面的研究，提出中国文学外译的“二阶段模式”。

2.2 文化折射率

为了精确地比较译语文化项目对原语的忠实度，我们提出“文化折射率”的概念。它的计算公式是：文化折射率=原语文化总值÷译语文化总值。每一项原语的文化值设定为1。译语文化值计算分以下几种情况。

1）译语中存在有原语的等值词，译者选用等值词翻译，译语文化值为1；选用文化近似词，即，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能达到功能近似对等的词汇，译语文化值为0.5。

2）译语没有原语的等值词，译者使用脚注或者扩充说明，译语文化值为1；照字面翻译，没有解释说明，译语文化值为0.5；使用文化近似词，译语文化值为0.5；避而不译，译语文化值为0。

3）《红楼梦》中有很多不可译的因素，比如双关、汉字音形义、敬谦语，如果直接传达，只会造成交际的失败。此时语言的字面意义退居二位，交际效果是重心，它们需要译者的重新创作或者顺应。照原文语义翻译，交际效果不到或不佳的，译语文化值为0.5；改动或顺应而达到良好交际效果的，译语文化值为1。

文化折射率反应了译语和原语的文化距离和文化忠实度。折射率越大，文化变形越大；折射率越小，文化忠实度越高。

3.1 表层物质文化

我们从器物、食品、服饰、建筑四个方面来考察物质文化。

3.1.1 器物文化

如：汝窑美人觚（第3回）：杨译是a slender-waisted porcelain vase from the Ruzhou Kiln，霍译是narrow-waisted Ru-ware imitation gu。杨译增释清楚，霍译遵从字面翻译，读者未必清晰。杨译的文化值为1，霍译为0.5。这一栏选取了71项，整体上两个译本都非常准确，少数时候杨译没有将器物介绍得精确到位（如“白玉比目磬”）。另外，“麒麟”“围棋”等，杨译用了归化，霍译用了异化。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8，霍译为1.02。

3.1.2 食品文化

对于食品的翻译，整体上两个译文都非常准确。杨译少数时候没有把握食品的准确外延，或者解释不到位。如“吉祥果”（第53回）是贾府春节的食品之一，杨译lucky fruit，霍译lucky-cakes。《红楼梦》里“果”既可以指水果、干果，也可以指面粉、米等做的点心。在古代水果是很难保存到冬天的，因此杨译文化折射率为0，霍译为1。霍译有时候采用英语文化近似词。这一栏选取了36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8，霍译为1.07。

3.1.3服饰文化

对于服饰的翻译，整体上两个译本都非常准确。杨译少数时候因讲求字面对应，没有补充服饰背后的社会意义（比如第15回北静王着白蟒袍送殡）；霍译发生过一次逻辑错误。这一栏选取了53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2，霍译为1.02。

3.1.4 建筑文化

对于园林建筑的翻译，整体上两译文都准确。杨译少数时候没有译出原意（如第26回“抱厦”译为 apartment）；霍译增释了一些建筑物的功能（如第53回“内三门”），或补充说明了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第3回“上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清晰。另有多处霍译将诗性的建筑描写转化为诗体（如第18回“琳宫绰约，桂殿巍峨”）。这一栏选取了40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7，霍译为1.04。

3.2 中层制度文化

我们从官规、民俗、称呼语三个方面来考察制度文化。

3.2.1 官规

官规翻译包括官场行为的诠释以及官位的传达。整体上两个译文对官规、官职的传达非常准确，然而杨译有少量的关系混淆。如进士（第13回）杨译Metropolitan Scholar，霍译Palace Graduate；监生（第13回）杨译State Scholar，霍译是Imperial College Student。因此，英语读者会疑惑，“监生”是不是比“进士”更高一级？霍译偶尔使用了文化近似词，或职位译得不全。这一栏选取了36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18，霍译为1.06。

3.2.2民俗

对于民俗的翻译，杨译很多遵从字面，没有将礼节、禁忌的原因增释出来，或者没有将民俗说明白（如第68回的“三媒六证”、第69回的“忌三房”），有时候甚至出现错误，如第25回“暹罗茶”译为tribute tea from the Laos Kingdom，暹罗是泰国的古称。霍译 tribute tea from Siam准确。霍译有时候运用了文化近似词，如“压岁钱”（第53回），杨译New-Year money，霍译the New Year’s Eve wish-penny，penny是文化近似词。这一栏选取了39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15，霍译为1.08。

3.2.3称呼语

《红楼梦》中的称呼语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非正式场合的亲热语/敬重语/自贱语，二是正式场合的敬语/谦语。如宝玉称呼丫鬟们为“姐姐”（亲热语），杨译或是译出名字，或是照直译为sister；霍译或是译出名字，或是根据英语习惯做出调整（如 there’s a dear）。与此类似的比如贾雨村称冷子兴为“老兄”，杨译为brother，霍译为My dear fellow。根据我们对英国读者的调查，杨译brother, sister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不利于理清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会造成他们认知的惊愕与茫然。因此，我们评判杨译的文化值为0.5，霍译为1。对于敬谦语，杨译和霍译都有转化为平等语言或保留，但杨译保留的数量多于霍译。这一栏选取了38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13，霍译为1.07。

3.3 深层心理文化

我们从宗教、性、情感、认知四个方面来考察心理文化。

3.3.1 宗教

对于佛教和道教，两个译本都有忠实译出和改写。霍译有较多地方使用了文化近似词，如“张真人”（第25回）杨译the Taoist Zhang，霍译the Daoist Pontiff，Pontiff本是天主教的教主。然而在很多地方霍译比杨译更仔细，更有考据，如“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第13回），杨译用all divinities概括，霍译是Eighteen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the Warlike Guardians of the Law, and the Twelve Guardians of the Months 。这一栏选取了39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15，霍译为1.17。

3.3.2 性

《红楼梦》共有26种性描写。杨译多数时候对“云雨”“风月”的意象予以保留，霍译对“眠花宿柳”“颠鸾倒凤”的意象给予保留。根据笔者对英国读者的调查，他们对“云雨”“风月债”的杨译sexual transport of cloud and rain、debts of breeze and moonlight表示不好理解，也与雅无关，霍译的carnal congress of the sexes、love’s debts更好懂、更富于诗意；而“赏花阅柳”“眠花宿柳”杨译的brothels太直白，霍译的botanizing excursions into the Garden of Pleasure、sleep out “under the willows”虽然富于诗意，但是不容易理解。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25，霍译为1.16。

3.3.3 情感

《红楼梦》中的情感大多非常强烈，考察表明，多数时候两译本很好地传递了原文的情感，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杨译的情感不及，或者霍译的情感超越。如：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第45回）杨译‘There’s true perspicacity for you!’ cried Li Wan. 霍译‘You’re like the original Crystal Man, Feng,’ said Li Wan. ‘A heart of crystal in a body of glass. You can see through everything!’杨译情感不到，霍译等同。这一栏选取了42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12，霍译为1.05。

3.3.4 认知

认知是一个民族经年积累的认识和评价世界的方式，它常以熟语的形式存于人们的思维之中。整体上杨译忠实于原文，少数时候也借用文化近似词；霍译借用文化近似词的情况比较多。如“盛筵必散”，杨译用feast、霍译用party来对应“筵”。这一栏选取了46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8，霍译为1.16。

3.4 语言文化

我们从典故、双关、汉字音形义、语篇与叙事四个方面来考察语言文化。

3.4.1 典故

对于典故，多数时候杨译在字面翻译后加尾注，霍译用增释将典故挑明。还有一些地方两个译本都只是按字面翻译，没有尾注或增释。如第9回“龙阳之兴”（战国魏王男宠龙阳君），杨译 baser instincts，霍译old enthusiasm for ‘Lord Long-yang’s vice’ ，杨译放弃典故，霍译忠实译出。这一栏选取了39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22，霍译为1.18。

3.4.2 双关

双关基本上是不可译的（如“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因为《红楼梦》是通过双关达到幽默的效果，我们判断的标准是连贯性、可读性、效果的近似性。两个译本有时候都译出了表层和深层意义；多数时候，因为双关无法翻译，两个译本都放弃表层意义、直接译出深层意义。如第66回“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杨译She and her sister are really a pair of beau­ties. 霍译 Ravishingly beautiful. Obviously made for you. You San-jie, you see: even the name makes her yours!杨译抛弃了双关，霍译的You, yours是成功改写，构成双关。这一栏选取了34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36，霍译为1.23。

3.4.3 汉字音形义

汉字音形义是指由于汉字的读音、偏旁部首构成、语义外溢而产生的特殊意义。（如湘云咬舌喊宝玉“爱哥哥”）这一部分也是不可译的。对于一部分音形义，两个译本都放弃了表层意义。但是另外一些时候，杨译使用音译、直译或脚注，而霍译进行了成功的改写。如第10回“且说他姑妈，原聘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璜。”杨译：Now Jin Rong’s paternal aunt had married Jia Huang of that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which used the “jade” (yu) radical in personal names.霍译：Jokey Jin’s aunt was married to one Jia Huang, a member of the Jia clan in the same generation as Cousin Zhen and Jia Lian. 这一栏选取了33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47，霍译为1.16。

3.4.4 语篇与叙事

这一部分考察虚实，章回体说书，书信，复杂叙事，元叙事，诗歌的意象和诗情。

1）《红楼梦》很多以实喻虚，杨译多数以实译实，而霍译多数将实化虚。如“担风袖月”（第2回），杨译the wind on his back, moonlight in his sleeves，霍译free as the air。

2）章回体说书。如：“话说…”，“…且听下回分解”，杨译和霍译都予以保留。

3）书信格式。杨译遵从汉语格式，霍译改为英语格式，如第37回探春写给宝玉的信，第74回潘又安写给司棋的信。

4）复杂叙事。当叙事内容很多时，杨译总是遵从原文结构，而霍译常常变更：一是用“导引句（或主题句）+分说句（常常一项内容用一句，再分行）”，二是将散文体改为诗歌体。

5）篇章元叙事。如第42回黛玉的“春秋”章法，第48回黛玉论诗歌的起承转合、押韵，第49回湘云论杜甫的风格等。杨译和霍译都非常忠实。

6）诗歌的意象和诗情。对于诗歌翻译，杨译一般用自由体，遵从原诗的意象、典故，语言正式，一般使用第三人称。霍译总是用格律体，常常会根据读者接受和韵律要求，改动意象和典故，译诗中常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读者、作者互动强，情感上更强烈一些。

“语篇与叙事”一栏调查了64项，统计杨译折射率为1.06，霍译为1.15。

四个层次的文化折射率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物质文化上，杨、霍译本折射率非常接近；在制度文化上，霍译稍小于杨译；在心理文化上，“宗教”“认知”杨译稍小于霍译，“情感”“性”霍译稍小于杨译；在语言文化上，“典故”“双关”霍译稍小于杨译，“汉字音形义”霍译显著小于杨译，“语篇与叙事”霍译稍大于杨译。整体文化上，霍译折射率稍小于杨译，与原文更靠近一些。

卡方检验表明，以上各层次中只有“汉字音形义”一栏P值为0.00，有显著性差异；其它层次的P值在0.16-1.00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从杨、霍的访谈和翻译前言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翻译理念。杨宪益主张“不增不减”“反对意象顺应”“译者中立，不加评论”（杨宪益、文明国 2011: 4; 6; 11）；霍克思主张“翻译包括双关语在内的所有因素”“改红为绿或金”（因而妥协于读者的文化认知现状）“激发读者的阅读怡悦(pleasure)”（因而重视文采和言外之意的传达）(Hawkes 1973:45-46)，“反对脚注影响阅读流畅”(Hawkes 1977:18)。这些能很好地解释杨、霍在翻译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一部分语言文化时采用的“不加增释vs扩充说明”“字面翻译称呼语/典故/双关/汉字音形义vs创造性改写”的不同策略。

对于另外一部分语言文化翻译，笔者提出“杨译依从同质化诗学，霍译依从差异化诗学”做解释。杨译诗歌翻译采用自由体，遵循极简原则。其叙事语言简约明快（常用的手段有省去枝末细节，高度形合的句法结构等），人物对话绝大部分语体在“中性-正式”之间，或，语域在“中-高”（middle-high register)之间。因而其诗歌、叙事、对话的语言呈现出“简约、快捷、正式”的同质化趋势。霍译诗歌翻译采用格律体，有时候引用西方神话，使用拉丁语词汇和英语经典文学中的意象（洪涛 2001），给诗歌加染了古典主义的色彩。因为注重细节的圆润、口吻的细腻，其叙事速度大多比较缓慢。对于人物语言，他根据场景和身份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语域，风格跨越典雅与粗俗，繁丽与朴素。比如第18回贾政与元春贵妃的对话是极正式语言，他给予了最高的语域，比杨译的正式语体还要高出一分。对于一些下层或反面人物（如薛蟠、焦大、醉金刚倪二、潘又安等），他安排了低语域，包括口语和不规范语言，这些在杨译中都是中等语域或规范语言。霍译的诗歌、叙事以及人物语言，呈现的是一个差异化的图景，是一轮多声部的合唱。这便解释了两个译本在诗歌、叙事、对话方面的差异。

比如《警幻仙姑赋》（第5回）“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杨译：Her whiteness? /Spring plum-blossom glimpsed through snow. /Her purity? /Autumn orchids coated with frost. 霍译：Her purity I can best show/In plum-trees flowering in the snow;/Her chastity I shall recall/In orchids white at first frost-fall。笔者调查了20位英美读者，结果表明，喜欢杨译的6位（包括2位汉学家和2位文学教授），喜欢霍译的11位，两者都喜欢的3位（后两类多为普通读者）。同时，笔者还调查了5位中国的诗歌/《红楼梦》翻译研究专家，喜欢杨译的1位，喜欢霍译的3位，两者都喜欢的1位。英美读者喜欢霍译的原因是意象生动，感情浓厚，亲切自然，音韵富有诗味，读起来流畅愉悦，同时有3位批评杨译突兀，1位批评杨译像“讲课”(lecture)。喜欢杨译的原因是简洁，意境美，结构好，文学价值更高。其中一位汉学家批评霍译改写多了，另一位汉学家批评霍译押韵“太过分”，有点像打油诗。一位文学教授批评霍译因为求韵增加了I can best show，I shall recall等没有实际意义的成分，违反了诗歌“最简化原则” (minimalist principle)；另一位文学教授评论说自庞德以来英美读者已不习惯强的押韵模式，杨译更好地体现汉语诗歌的样式。

5.1 霍克思的翻译诗学

5.1.1 霍译诗学的贡献

1）霍译一个重要原则是文内增释，这对于英美读者来说，文化意象更清晰，故事情节的因果更了然。如第21回王熙凤的女儿患了天花，她“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杨译是ordered Pinger to take some bedding and clothes to a different room for Jia Lian；霍译是Patience had to be told to move Jia Lian’s clothes and bedding to a room outside--for sexual abstinence, too, was enjoined on the parents of the sufferer. 增释将隔房的原因说清楚：性行为会冒犯痘疹娘娘。

2）叙事方式上，将复杂叙事变成“导引句+分说句”，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规范（王树槐、万光荣 2014），将散文体改为诗歌体，突出了单项，增加了诗意，减轻了读者的认知负担。

3）不定点的具体化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文本阅读起来更合理，逻辑性更强。比如第54回贾府过元宵节，到了四更天众人还催熙凤说笑话。考虑到贾母年事已高，“凤姐儿将桌子一拍”，让大家散了。杨译‘What a question to ask!’ cried Xifeng, banging the table.霍译‘Oh how you do pester one!’ said Xi-feng, thumping the table in pretended annoyance. 霍译in pretended annoyance是精妙之笔。

4）通过创造性改写，使得双关、汉字音形义等不可译因素，在英语中浑然天成、连贯自然。如第21回：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杨译：“My name used to be Yunxiang, but Sister Hua changed it to Huixiang.” “You should be called Huiqi, not Huixiang.……” 霍译：‘Aroma, sir. My real name is “Soldanella”, but Miss Aroma altered it to “Citronella”.’ ‘I don’t know why she didn’t call you “Citric Acid” and have done with it,’ said Bao-yu.杨译依照汉语拼音，其幽默感在译文中全部丧失；霍译将“芸香”改写为Soldanella（高山钟花），将“蕙香”改写为Citronella（香茅），Citronella与Soldanella头韵、尾韵、音节相同，又与Citric Acid（柠檬酸）头韵、音节相同，而Citric Acid与原文的“晦气”虽不同义，但功能近似，构成了呼应。

5.1.2 霍译诗学的不足

1）霍译的选择性改写，如改“红”为green, golden, crimson[尽管霍克思在前言中解释过改红的原因(Hawkes 1973:45)]，改“东风”为summer breeze，改“宴会”为party，改“潇湘”为Naiad，仿拟Snowwhite and Seven Dwarfs译“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为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等，在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国文化不断为西方读者接受的今天，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即使是高度赞扬霍克思翻译艺术的闵福德也认为，避红不译损失太大。（林克难 1996:47）

2）过度的增释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格式塔的完整性。如大量的笔墨对17回“杏花村”、19回“围棋”的增释，让阅读的心理真实性受到了破坏。

3）语言有时候会稍显臃肿、笨滞，不如杨译简洁、灵巧。比如第34回：宝玉默默的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更又热如火炙，略展转时，禁不住“嗳哟”之声。杨译：Although Baoyu lay as still as he could, his buttocks were smarting as if scorched by fire, pricked by needles, or cut by knives. The slightest movement wrung a groan from him. 霍译：But it was difficult for Bao-yu to lie quietly for very long. The pain in his buttocks was like the stabbing and pricking of knives and needles and there was a burning sensation in them as if he were being grilled over a fire, so that the slightest movement made him cry out. 笔者的一位英国朋友（英语教师）是这样评价的：译文的前一部分，杨译的as if scorched by fire, pricked by needles, or cut by knives表现力强，比霍译好；后一部分，杨译The slightest movement wrung a groan from him不自然，霍译的the slightest movement made him cry out自然地道，更容易接受。

5.2 杨氏的翻译诗学

5.2.1 杨译诗学的贡献

1）语言简洁生动。在不需加重笔墨便能表现细腻意义的时候，杨译的简洁洗练常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痛，月信过期，心中发热。（第14回）杨译：A deficiency of blood and sluggish condition of the liver produce pain in the ribs, delayed menses and heartburn.霍译：A deficiency of blood and blockage of humor in the liver would result in pain and congestion under the ribs, delay of menses beyond their term, and burning sensation in the heart. 笔者的英国朋友评论说，杨译比霍译简洁清晰，其中heartburn是一个常用词，比burning sensation in the heart好。

2）传播了中国的诗歌形式和诗学意象。如第28回《红豆词》中的“玉粒金莼”，杨译是rice like jade and wine like gold，霍译是food and drink。根据朱慧芬对18位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英美读者的调查，12位喜欢杨译，6位喜欢霍译。(Zhu 2017:43) 这表明，一些新奇的中国意象和中国诗歌形式，已经受到一部分英美读者，特别是对中国文学、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英美读者的认同和喜爱。

5.2.2 杨译诗学的不足

1）虽然也有增释的地方，但很多时候比附原文翻译，导致大量文化因素没有清晰地阐明。比如第116回的“举人”，杨译是音译ju-ren，没有增释；闵译是Provincial Graduates。

2）脚注过多，影响了阅读的流畅和乐趣。根据我们的统计，杨译120回共有尾注248条，其中解释双关、汉字音形义的有60条，其它的是解释历史人物和典故、民俗、诗句引源。翻译双关、音形义，虽然用注释将意义表达出来（计算文化折射率时没有失分），但是幽默感已丧失。霍克思是反对大量使用脚注的。笔者的调查也证明，普通英语读者并不喜欢太多的脚注。（王树槐、万光荣 2014）

3）虚实转换中，有很多地方译得过实，导致读者接受上出现偏差。比如第5回用“蛾眉”和“莲步”描写警幻仙子，杨译为mothlike eyebrows和lotus feet，霍译转化为A half-incipient look of pique和her feet。笔者对英语读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并不认为mothlike eyebrows和lotus feet与美有关。

4）有些地方用词陈旧，意象不新颖。这是中国读者不易察觉的缺点，可能会引起英语读者的负面体验。比如第3回的Who can this be, so boisterous and pert? 中的“pert”；第20回的“vixen”；第33回的“perforce”；第63回的“integument”；第40回的“flibber­tigibbet”；第62回的“pernickety”；第67回的“noddle”；等等。这些词笔者都查过BNC频率并请教过英国朋友，证实都是旧词。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得到佐证。一是Lefever(1997)曾批评杨宪益翻译的《赤壁怀古》用语俗套(如A scene fair as painting)(ibid:68)，选词陈旧（如nag）(ibid:70)；二是曾经重译鲁迅小说全集的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在跟笔者通信中谈到，杨译鲁迅小说语言有些陈旧，有必要重译。

本文前半部分对于文化折射率的比较，说明的是译文文化传达一侧的差异；后半部分对于诗学的考察，则反应了读者接受一侧的差异。Lefevere曾指出，如果读者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即，自己的诗学预期方式）接受译文，它们将永远无法进入译语文化之中来 。(Lefevere 1997:79) 同时，在文化渗入(acculturation)中，译者要竭力保留话语世界(universe of discourse)中的异域文化风味 。(Lefevere 2006:127) 在实际翻译中，翻译家总是在两极之间保持平衡。此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译语的诗学期待和美学规范，随着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也会发生渐变。比如原来学界普遍认为霍克思译诗中的韵式结构、归化手法会在英美读者中受到广泛欢迎，但我们的调查表明，虽然在普通读者中霍译诗歌还是很受欢迎，但是在汉学家和对汉语语言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读者看来，杨译更具有异域特色和革新意义。因此，我们提出中国文学外译的“二阶段模式”：第一阶段，介入性翻译：对主题、叙事方式、文化意象进行介入、干涉，使之向英语文学的诗学靠拢；第二阶段，调节性翻译：遵从中国文学在主题、叙事方式、文化意象方面的诗学传统，但在词汇、句式上进行调节，使之充满张力、可读性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企鹅版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模式研究”（18BYY025）的部分研究成果。

[1]Hawkes, D. 1973, 1977.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Books.

[2]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Lefevere, A. 1997. Transla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images, or “excuse me, is this the same poem?”[A]．In S．Bassnett (ed)．Translating Literature[C]．Cambridge: D．S．Brewer. 64-79.

[4]Lefevere, A. 2006.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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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宓庆，1999，《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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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邢福义，2000, 《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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